如何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做最好的自己

自全球化诞生以来，产业始终在转移。产业转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利于产业升级、扩大投资贸易、推动经济增长，也可能带来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还会演变成社会政治矛盾。在多重因素推动下，这几年全球化大图景变得日益扑朔迷离。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世界经济中的固有矛盾，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面向“十四五”，我们要完善适应新特点的开放体系，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

产业转移不是新故事

当下语境讨论产业链稳定，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外资企业减少或撤出中国业务；二是中国本土企业向境外转移产能。由于外资企业转移不仅涉及市场选择，还容易让人联想到政治经济大气候变化，其一举一动就更受瞩目。

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对这两年40多个外资转移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共同特点是产品和业务布局没有跟上中国市场步伐。有的是产品调整不及时，比如这几年智能手机、家电在向OLED屏切换过程中，不少原来生产液晶显示屏的日本、韩国企业退出了中国市场；有的是本土品牌强势崛起，依仗更熟悉中国市场环境和消费者习惯的优势，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部分外资产品不得不退出中国市场，这在消费类电子产品方面尤为突出；有的是在实体商业数字化和线上转型过程中，简单固守发达国家的商业模式，对中国本土消费者消费习惯重视不够，造成业务模式水土不服。综合来看，大部分属于正常转移。当然也有企业出于其他原因退出中国市场的，但这是少数。多位企业负责人讲，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消费市场崛起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居民消费扩容升级，客户黏性和消费习惯正在塑造之中，这种以多变为主要特征的市场生态，客观上使得企业技术和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不仅仅是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同样如此，如果不及时调整产品线和经营策略，就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宏观数据也能反映这个变化。从工业增加值角度看，外资比最高的时候达到30%左右，现在已经下降到不足20%；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从最高点的17%左右，下降到目前的1.4%。外资企业吸纳就业也在下降，最高曾经占到城镇就业总量的10%，也就是4000万左右，目前已经降到5%。在中国要素禀赋变化、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外资肯定要随着大趋势调整。

疫情发生后，就个人的观察看，国际社会、媒体对中国供应链经历了再认识的过程。国内疫情爆发初期，由于防控疫情需要，一度引起供应链紧张。这在媒体中点燃了供应链是否过度依赖中国的大讨论，部分外资企业也有调整供应链的心理预期。但随着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外资企业供应链也顺利恢复。最近和不少外资企业代表交流，他们认为把供应链搬离中国仅仅是个话题。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放眼全球，还能上哪里去找这么稳定和有潜力的市场？在看待外资企业撤离上，不能把现实过于简单化，要相信资本的理性和力量。

从内资企业情况看，至少在我的观察范围之内，还没有看到制造业连根拔起的现象。我们所讨论的转移，实际上更多是布局。经过30多年积累，中国企业有了这个能力和胆识。

一些企业利用东南亚要素成本低、享受欧盟等免关税的优势，把部分产能甚至工厂放到当地，这是企业基于自身发展的市场战略。当然，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中美经贸摩擦等因素，客观上加快了这个进程。总的看，企业对外转移占总资产、总产量、市场份额、销售收入的比重，都没有超过10%。和欧美企业动辄60%以上的国际销售比重相比，中国企业实际上还处在国际化初期阶段。

中国会被隔离在全球化之外吗？

有可能形成一个没有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体系吗？目前让这个问题变得迫切的，主要是和中美关系变化密切相关。美国政府采取非市场、非理性的手段，打压中国企业，在经贸、科技、人才培养等领域加快与中国切割，声称要联合整个西方国家，打造没有中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美国政府这些做法超出了惯常的认知，让我们始终信奉的互利双赢的国际合作理念受到挑战。那么，美国政府能把外资企业都从中国逼走吗？中国会被隔离在全球化之外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回顾现在的全球产业链是如何形成的。过去40多年，全球化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以中国为重要节点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形成。除了发达国家产业有向外转移需求外，中国自身也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转向市场经济，打开国门搞建设，让中国数亿剩余劳动力有了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机会；二是在意识形态上采取不争论的方式，与西方大国形成了必要的互信，这为经济合作营造了氛围和条件。这是全球资本和市场力量共谋的结果，不是中国刻意塑造的，也不是为了中国而形成的，只不过中国做了正确的事情：改革开放。

放眼当今世界，要打造没有中国的全球产业链，政治意愿是一回事，市场理性又是一回事。以中国这种大体量、全链条、低成本的供给能力，在全球找到能够替代中国的供给方，目前看来很难。在发达国家内部形成这个循环就更难，因为产业结构本来就是竞争大于互补。发达国家现在站在产业链高端，也是因为有中低端支撑的结果。离开了中低端去讨论高端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芯片不能当饭吃。设想极端情形，离开了发动机造不出汽车，但是没有轮胎同样造不出汽车。在全球供应链中，优势和弱点是相对的，低端是同样可以卡脖子的。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只要我们自己不离开，没人能让我们离开。对各种风险情形我们要有预案，但是也不要陷入“中国只需要世界、世界不需要中国”的恐惧。

政客和媒体喜欢把世界描绘得黑白分明，充满戏剧性，但是就我接触的大量外资企业来看，这些企业家有足够的智慧，也有足够的理性。他们表示根本没有撤出中国的打算，甚至还要增加在中国的投资。我能感觉到，这不是安慰之词，而是看透国际风云变化之后的战略抉择。全球化诞生的几百年来，经历过战争、瘟疫的考验，但是没有看到市场理性被长期战胜过。还是那句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我们再把视野拉回到当下。疫情发生后，国内外普遍预计中国外贸将出现超预期下降，但是从目前情况看，虽然不能说形势大好，但至少也没有像当初设想的那么悲观，防疫物资、宅经济带动了出口稳定恢复。这表明全球市场对中国供应链还是信任的、需要的。所以，我个人更倾向于把眼前这场波澜理解为全球产业链和利益分配体系的再平衡，全球体系需要调整，但不是、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老路上。

中国的策略是做最好的自己

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实际上也是两个国家资源动员能力的竞争。谁能够最大限度调动资源，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竞争是两国之间的，但制胜之道是做好自己的事。仔细分析全球产业链构成，我们会看到现代供应链越来越长，但是再长也有个终点，就是消费市场。市场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有6万亿美元的商品市场规模，没有哪个具有全球视野的企业家会无视。即使出现最极端的情形，仅仅依靠国内循环也能培育出世界级的企业、技术和产品，前提是市场必须具有开放性和竞争性。今后要继续坚持的，就是把改革开放这件正确的事情进行到底。

一是完善多元化开放布局。以前我们讲相互开放，现在更要主动开放；以前是发达国家要我们开放，现在是你不开放我依然要开放。在开放布局上，要更加注重多元化，向欧洲、日本、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开放，尽可能延伸市场深度和广度，打造非美循环圈。即使对美国，除了少数政客、机构、企业以外，还是要向大多数企业、地方和民众保持开放，用开放来寻求最大公约数。美国采用极端手段打压中国企业，但是中国不必追求所谓的对等报复。用非理性来回应非理性，实际上是惩罚自己。我们还是要分清利弊，牢牢守住自己的利益基本盘，不随风起舞，不好勇斗狠，通过发挥开放大市场的优势，让全球企业在中国留得住、发展好。

二是简化市场准入制度。这几年中国在市场开放上进展很快，但是仍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比如，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已经减至33条，但是清单之外各类限制仍然还比较多，外资企业跨区域经营仍然面临各种资格审批，还有大量隐性限制。另外，清单有碎片化趋势，目前事实上正在形成全国版、自贸试验区版、自由贸易港版、服务贸易版以及国内市场准入5张负面清单。用清单管理市场准入，这是开放环境的改进，但是清单之间要加强整合，否则就意味着清单之外另行设限，违背了非禁即入的原意。从长远来看，要真正形成一张清单管全国、管内外，切实做到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我们亟待解决“卡脖子”问题，但很多先进产业都不是规划出来的。如果缺了市场的开放性和竞争性，即使我们花重金搞出来所谓的关键技术和核心设备，也很难形成市场效益。这件事急不得。

三是完善现代产业链生态。当代产业链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制造服务化，另一个是交易多元化。为什么服务在制造环节的增值越来越多？主要原因是制造工厂开始进行越来越多的服务外包活动、电信等连结性服务重要性不断提高、精密制造当中的软件服务成分增加。全球产业链不断服务化，要求各个国家不仅要开放制造部门，也要开放服务部门，仅仅依靠单部门开放难以提高效率。就后者来讲，全球产业链相当于把不同的事情交给不同的人去办，这样就会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企业产生大量的交易，因此可以说今天的全球产业链产品，本质上都是一种“合同密集型”产品。这个特点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在基础设施等硬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些具有更好制度安排的国家和地区会成为跨国公司首选地。面向“十四五”，我们要在服务部门开放上有更大动作，着重改善融资、通讯、数据、运输和信息服务水平。还要在软环境上下功夫，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打造高水平的营商环境。

四是坚定不移推进产业国际化。中国产业国际化步伐才刚刚开始，我们的对外资产更多是以外汇储备方式存在的，真正以对外投资形成的资产并不多，制造业对外投资就更少。目前制造业对外投资存量占整个对外投资的比重在10%左右，发达国家特别是德国、日本、韩国高达40%以上，这说明我国制造业国际化水平远远不够。要坚持走出去大方向不变，加强产业政策内外统筹，既不能为了防止空心化一味地限制转移，又不能简单追求国际化，一味放任转移。应当根据我国比较利益特征，加强产业甄别和宏观引导，防备走了不该走的，留了不该留的，形成中国企业跨境产业链。针对产业转移会带来东道国和母国的利益博弈问题，我们也要未雨绸缪，推动对外投资立法，梯次输出技术，使得国内发展能够跟得上产业转移步伐。

五是努力构建国际信任链。如果缺乏政治互信，产业链合作很难顺利进行。要承认，相对于我们快速提升的国际分量来讲，我们的对外沟通能力是有欠缺的。关于我们的制度、理念、文化、价值等等，在说给谁、如何说上我们是没有定位清楚的，因此经常把对上与对下、对内与对外混为一谈。这样的结果是看着都很正确，但是国外听不懂。这个命题很大，这里不展开讨论。有华裔高管建议，要多发挥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学界力量，让第三方讲述中国，讲述中国人的家国意识、改革开放、和平发展，重新构建国际信任链，改善外部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