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发布2021年3月份国际支付市场数据显示,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市场的表现是越来越好,所占的市场份额已连续数个月超过了2%。尤其是今年的3月份,人民币所占的比例扩大至2.49%,与二月份的2.2%相比,提升了0.27个百分点,超过加拿大元(1.98%),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币种。
尽管成绩可喜,但是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市场上所占比率与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所具备的影响力还是有着很大的距离。究其原因,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待提升是非常重要的“拖后腿”因素。
在这里,保镖哥要普及一个概念,什么是“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可以简单地理解成“各项到手收入”,不仅包括税后工资,还包括国家、企业发放的各种福利,各种经营性收益(如租房收入等),投资收入(存款利息,炒股收入等),转移性收入等。
据中国统计局最新发布信息显示,2020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这个数字如果除以12,就是人均月收入2682.41元。这与李总理去年指出的,中国“有6亿人”月入1000多的情况是比较吻合的。
人均收入低的背后就是劳动生产率有待提升。
2019年,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是68%,也就是68%的国民拥有职业。而在《2018全国利用时间公报》中显示,居民有酬劳动活动的参与率为59%。其中,男性67.4%,女性51%,2018年,全国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3.7%,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以2019年中国女性人口6.8亿,男性人口7.2亿粗略概算,中国男性劳动参与率可达90.95%。正是超高的劳动参与率撑起了中国的巨额GDP。但是劳动生产率从2010年达到顶峰10.237以后一路下行,直至2019年的6.257,这就意味着单位时间产出的下滑,也解释了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劳动时间较长的原因。而且近年来劳动者普遍反映的劳动时间变长、劳动强度加大的“内卷化”也在上图得到了证实。
另一方面,人均国民收入(GNI)在2020年末突破10410美元,按照1美元兑6.5元人民币计算,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6.7万元人民币左右,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上述数据的一半。这意味着,政府、企业、社团等机构主体占据了一半以上的人均国民收入。这与中国经济更依赖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
相比之下,虽然2020年欧盟人均GDP可能跌破3万美元,但是欧盟的居民收入还是比较高的,请看以下列表:
根据各国人口,取平均数可得,2021年欧盟国家平均工资(净收入)为:1698欧元/月。尽管在2020年,欧洲各国经济受疫情影响严重,但2021年平均工资依然增长了49欧元。1698乘以7.855,可得,欧盟平均月薪为13342.36元人民币。在这里,并没有计算欧盟居民的工资外收入,如股息、债息(此“两息”是指缴纳完资本利得税后的净值)、政府发福利、转移支付等收入。而欧元区19个国家皆排名在前,可见欧元区平均工资将更加高于1698欧元/月这个数据。相反,我们将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劳动参与率68%,可得,中国劳动者人均收入(工资+股息+租金+偶然所得+政府补助+福利性发款+其他)为3944.72元,仅为欧盟平均工资的29.6%。
这也是欧元在国际支付市场份额中比人民币占比更高的原因。据SWIFT统计,今年3月份欧元的市场份额为35.77%,去年同期是33.75%,提升幅度也很明显。但今年2月份的份额却是37.13%,环比降幅也较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今年3月份美元指数相对强势,欧元出现了贬值。欧元依然在国际支付市场排名第二。
与之类似的是,美国之所以占据39.43%的国际支付份额,与美国人均收入较高有着密切的关系。以美国劳工部数据为例,2019年美国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为71487美元,月均为5957.2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3.87万元人民币,假设美国家庭人均人口为2.5人,则美国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为人民币1.55万元,而德国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该国居民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约为1822.5欧元”,按当前实时汇率折算为1.43万元人民币。
另外,根据每年公布一次的《胡润财富报告》和《招商银行年度报告》,我们又可以发现,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普通人来说也是有着很大“水分”的。2020年,1.9%的金葵花客户拥有81.2%的总财富。而在2007年,这个数字是0.9%占据55.1%总财富。由于招商银行的客户许多是IT、金融等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对公户)和个人,反过来推断,即是在中国最讲究公平的新经济领域,贫富分化都如此恐怖,在更依赖传统投资驱动、政府拨款的传统领域,劳动者个人和机构实力的对比将会悬殊到什么程度?
与此同时,公共卫生事件同样令财富分配更为悬殊,在普通劳动者大量失业的同时,《胡润财富报告》上的富裕人口净值进一步增加,这与大印钞下,股票和不动产净值的上升关系密切:
下面这张图是重点——
左侧是凭借房子成为高净值家庭的数量。
右侧黑框是真拿得出成百上千万现金和有价证券的家庭数量。
前者远大于后者。
这说明两个问题:
房子现阶段仍然是中国家庭财富最主要的载体。当然,这其中包含房贷。
财务口径下的资产=股东权益+负债。首付就是股东权益,按揭贷款则是负债。尽管房住不炒,但房子就是财富。包括国家统计局的口径下,房子也是投资范畴,房租才是消费范畴,要纳入CPI。
③ 身价千万的家庭,财富构成发生了变化——
企业主60%
金领20%
炒房者10%
职业股民10%
因为公共卫生事件,企业主的占比减少了5%。因为行情,职业股民的占比增加了5%。金领和炒房者的占比没有变化。
综上所述,靠劳动收入的中国普通人购买力恰恰是减少的。只是公共卫生事件令许多瘫痪中的国家选择了使用人民币从中国购买商品和服务,才导致了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市场占比的上升。从义乌近来的“封卡风波”中,由于义乌出口商通过海外地下钱庄获取外国客商(尤其是使用欧元的中东、非洲客商)的人民币,便可见一斑。实际上,这种情况在3月份的swift报告中也可得到印证:欧元区是人民币活跃度较高的重要市场。如果不算欧元区,人民币市场占比将下滑至全球第六名。
为什么劳动者收入低影响人民币在国际支付市场中所占比例呢?道理很简单,消费者有钱,采购需求自然巨大,而中国作为有着巨大产能、熟练劳动力和丰富资源的国家,在向全球采购的同时,也有足够的产能换取需要的资源和紧缺的产品,那么采用人民币采购中国产品、服务,又用本土产品和服务换来人民币,是外商长期和中国做生意的合理节税、降耗方法。美元、欧元能够长期雄踞国际支付市场前二名,便是上述原理的体现。因此,降低税负、降低市场准入、兑现世贸承诺、减少财政供养人口,是释放市场活力,提升人均收入,才是增加人民币国际话语权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