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保持系统性金融风险,坚持通过改革开放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中国经济才能保持稳定高速增长。
华尔街上有个笑话,说印度独立时,卢比对美元的汇率是1:1。印度独立72年后,卢比对美元的汇率实际上是72:1,也就是每年翻倍,所以在印度投资的外国人财产缩水的一塌糊涂。
这个故事表明,当资本在国家之间流动时,汇率是一个路标和阀门。
最近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走高,已经进入1:6.4的时代。这意味着如果你在6个月前1:7.14的高点兑换10万美元,你现在可能已经损失了6.5万多人民币。人民币汇率一路走高的“凯旋”背后,其实有一条“跌跌撞撞”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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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汇率的突破》,是对这段历史的总结和反思。作者关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在货币可兑换、国际收支、汇率政策、国际资本流动等问题上有一线经验,参与设计了1994年至2014年国家层面一系列重大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方案。
01.逻辑与方法:如何思考货币现象
这本新书写道,货币现象、政府政策和解释方法都非常前沿。如果你试图正确理解汇率、外汇等货币现象,这是一个很好的指南。
有一个关于同一种经济现象的笑话,十个经济学家会有十一种观点,从侧面反映了现实的复杂性。然而,每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都有其内在的逻辑。
比如2020年人民币汇率为什么会“越来越高”?“汇率突破”有一个非常自洽的逻辑来解释:
前期人民币汇率走弱主要是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初期影响投资者信心。后期,由于当地疫情控制迅速,国内产业齐全,市场潜力广阔,中国经济复苏好于预期,发展充满弹性。这为今年6月以来人民币加速升值提供了根本支撑。
管涛老师在汇率分析上一直坚持“逻辑重于结论”。因此,本书对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最大的价值不是作出短期判断,而是分析其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即从2015年“8.11”汇率改革前期人民币汇率持续单边下跌,到今天双向波动和市场预期分化的政策逻辑和市场逻辑。
02.人民币汇率是如何“炼成”的?
中国曾被美国财政部定义为汇率操纵国。按照一般的理解,汇率操纵是指一个国家人为降低汇率,使其产品具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价格优势。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样的指责?
管涛老师试图告诉我们,人民币的涨跌从来就不是中国政府主导的国家行为。在这本书里,作者按照时间序列,慢慢揭开了2017-2019年人民币汇率的大起大落。
首先,这本书解释了为什么人民币汇率能够在2017年实现成功反击。今年人民币升值占了三大优势:“天时、地利、人和”。
◎《石天》说,2017年川普赢得大选后,经济政策进展缓慢,美元指数不强势但疲软,跌幅堪比当年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这一背景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地缘优势”指中国经济的韧性。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均呈现正增长,国家宏观调控重点从“稳增长”转向“防风险”。
◎“人文和谐”是指2016年底,针对外汇市场的恐慌情绪,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成效明显。
那么,2018年,人民币为什么在没有资金流影响的情况下贬值?这主要是因为前期资本流出压力已经释放,国内公司和家庭的货币错配风险降低,经过2015-2017年外汇市场的剧烈震荡,政府和市场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和适应性增强。
在解释2019年人民币汇率突破7后为何有惊无险时,管涛先生从汇率改革中“机制比水平更重要”的角度指出,人民币汇率突破7不是简单的外部贬值,而是开辟了上下空间,进一步提高了汇率的市场化和灵活性。
202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在7左右波动,成为吸收各种冲击的减震器。这印证了2019年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再次表明汇率改革在任何时刻都充满风险。
03.人民币汇率会继续走强吗?
那么,人民币汇率在2020年创出新高后会平稳吗?应该保持乐观的态度吗?
在《汇率的突破》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位经济学家的“居安思危”。
从国内环境来看,受疫情影响,中小企业经营难度加大,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中长期来看,发展不平衡不足问题依然突出,创新能力不能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仍在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中。经济增长和资本产出比的下降意味着投资回报将下降,这将影响人民币汇率的长期表现。
中国将面临长期逆风逆风的外部环境。大国之间的博弈会加剧,全球合作对抗疫情会有很多障碍。这种流行病将增加世界经济复苏和金融稳定的变量,任何国家都很难免受其害。
同时,长期以来,中国以“你买我货,我买你国债”的方式,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周期(也称“外周期”)。但现在,外部流通格局面临着贸易壁垒、供应中断风险、金融脱钩和经济制裁等阻碍点和痛点。
这些情况,有些是新闻,会导致负面的市场情绪;有些是根本性的,会影响商业环境和贸易条件。心理影响和实质影响都会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当人民币汇率趋于均衡合理水平时,这些冲击通常容易放大,会加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04.汇率的“道”
在一个由活生生的人组成的经济中,非个人的制度安排最终受制于人们在传统、历史教训和现实经济政治力量的约束下的行为。
正如关涛先生在本书末尾总结的那样:“任何一种汇率机制,只有经得起恶劣市场条件的考验,才算好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