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研究了啥？提高最低工资有理！但全球就业市场不好救

　　作为每年最后一个开奖的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似乎有着独有的“神秘感”。那些专业的术语与理论或许有些晦涩难懂，看似“高冷”的经济理论早已与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是2019年的“脱贫”、2020年的“拍卖理论”，还是今年的最低工资、移民和教育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实则就是我们的日常。

　　三人共享

　　北京时间10月11日晚，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3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获得这一奖项。

　　其中，大卫·卡德（David Card）因“对劳动经济学实证研究性的贡献”而获奖，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D.Angrist）和吉多·伊本斯（Guido W.Imbens）因“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学贡献”而获奖。

　　虽是三人获奖，但1000万瑞典克朗（约110万美元）的奖金却不是均分，卡德将获得奖金的一半，另一半将分配给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

　　据了解，卡德于1956年出生于加拿大圭尔夫，如今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诺奖评审委员会认为，卡德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研究挑战了传统观念。他的研究结果表明，除其他因素外，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一定会导致工作岗位减少。本地人的收入可以从新移民中受益，而旧移民群体则有可能受到负面影响。

　　此前，卡德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不应该把影响经济作为反对移民的首要原因，这两者几乎毫不相关”。而尽管卡德本人极少在政治问题上公开表明立场或提出政策建议，但他的发现经常被其他社会团体引用，以支持增加移民和最低工资的相关立法。

　　另外两位获奖者的贡献则集中在从自然实验中得出关于因果关系的方法论。其中，安格里斯特于1960年出生在美国，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作为经济学圈内的“顶级流量”，安格里斯特也被中国经济学界称作“安神”，他是劳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在研究美国的人力资本和收入不平等方面贡献突出。在经济学业内数据库IDEAS/RePEc上注册的56000多名经济学家中，安格里斯特的研究成果已跻身全球前50名。

　　与安格里斯特共同获奖的荷兰裔美国经济学家伊本斯，则是在1963年出生于荷兰埃因霍温，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应用计量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教授。

　　最低工资之辩

　　在颁奖声明中，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因果关系，比如移民如何影响工资和就业水平，长期的教育如何影响一个人未来的收入，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们没有可用于比较的参照物，我们不知道如果移民减少或者那个人没有继续学习会发生什么”。

　　但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证明，和上述情况类似的问题是可以通过自然实验去证实的。比如说，大卫·卡德通过自然实验分析了最低工资、移民、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一定会导致就业机会减少，一国公民可以在收入方面从新移民群体中获益，而较早移民的人则有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另外，在促进学生未来职场成功方面，学校的资源远比之前想象的重要。

　　而来自自然实验的数据往往很难解释。因此，诺奖评审委员会指出，虽然这种社会问题有研究价值，但大多数学者却在试验方法上无从下手。而安格里斯特和伊本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自然实验方法已经广泛应用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

　　“大卫·卡德对社会核心问题的研究，以及约书亚·安格里斯特和吉多·伊本斯在方法论上面的贡献表明，自然实验是一个丰富的知识来源。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回答关键因果问题的能力，这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益处。”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皮特弗雷德里克松表示。

　　的确，以最低工资为例，在这个问题上，卡德区别于传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经过对美国多州的研究之后，提出传统经济学认为最低工资政策会降低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结论未必正确。

　　“政府设定最低工资的用意其实是希望企业帮助政府来承担最低保障的义务”，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唐大杰表示，最低工资的标准是由政府来制定的，但具体每人需要多少收入才能保障基本生活，这个标准是不容易确定的。这是一个复杂的数理论证关系，在美国、欧洲、中国等各个劳动力市场，包括劳动福利在内的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樊明太指出，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最低工资抬高之后，会抬高企业的成本，使得企业在用工和成本之间博弈，从而影响就业率。“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就业缺口增加，可能会促使企业通过改善劳动条件，比如提高最低工资这样的方式来带动，为就业带来正向的刺激作用。”

　　不过，唐大杰也提到，“从一些实践的角度来看，最低工资可能也会有抑制就业的作用。一旦确定了最低工资，企业作为雇佣者会担心，如果按照最低工资必须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对于一些收入比较低、替代性较高的劳动力群体而言，企业可能会无法承担成本，从而压低用工需求，抑制就业率”。

　　“受伤”的劳动力市场

　　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共颁发了53次，共有89人获奖。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经济学细分研究领域的学者获奖。

　　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逊，以表彰他们“改进了拍卖理论和发明了新拍卖形式”，而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则将目光放在全球贫困的问题上。就像一个风向标，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在一步一步靠近民生。

　　而眼下受疫情影响，就业问题正是全球头疼的经济难题。今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份名为《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1年趋势》的报告，其中提到，新冠疫情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危机或将持续更久，2023年前全球就业增长规模仍不足以弥补疫情造成的就业损失。

　　2020年全球有超过4.7亿的人处于失业或者未充分就业的状态，这份报告还预计，2022年全球失业人数将达到2.05亿，远超2019年的1.87亿。

　　“疫情对就业的影响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樊明太表示，疫情之后，一方面很多人的就业意愿下降，另一方面，灵活就业的方式比较多，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业的缺口就会增加。

　　由于疫情反复，今年以来，全球总工作时数损失持续居高不下，第一季度总工作时数减少4.8%，第二季度略降至4.4%。这一缺口相当于第一季度的1.4亿个全职工作岗位和第二季度的1.27亿个全职工作岗位。

　　以美国为例，最新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就业岗位远低于预期，仅新增19.4万个岗位，远低于道琼斯经济学家估计的50万个。与此同时，就业的缺口也让各大企业接连选择增加工资，包括亚马逊、星巴克等在内的企业纷纷上调了最低时薪，月度0.6%的工资增长将9月同比增幅推升至4.6%。

　　事实上，比起美国，不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支持财政刺激措施的能力有限，印度失业率已经超过了10%，巴西甚至达到14%，就业和工时的下降已经转化为劳动收入的下降和贫困人口的增加，与2019年相比，目前全球增加了约1.08亿贫困或极端贫困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