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故事｜旅游人自救：导游做网红、地接抵押房产、沉浸文娱进退两难

从业27年，经历过非典、日本地震、东南亚海啸、欧洲罢工等事件对旅游业的影响，但周卫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焦虑。

“今年上半年是我觉得旅游业受挫最严重的半年，疫情虽然持续了2年多，但我觉得今年的影响最大。我看到很多同行离开了旅游业，也有人在坚守，还有更多人在转型和自救。”作为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说自己不想做“逃兵”，她必须坚持，因为还有一个企业需要她带领。

焦虑的不止是周卫红，大多数的旅游从业者都经历了失眠、焦虑和无奈。

疫情以来，旅游业可谓是受挫最严重的产业之一。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根据国内旅游抽样调查统计结果，2022年上半年，国内旅游总人次14.55亿，比上年下降22.2%；国内旅游收入（旅游总消费）1.17万亿元，比上年下降28.2%。

按预亏的较低值计算，中青旅（600138.SH）、众信旅游(002707.SZ)、九华旅游(603199.SH)、西安旅游（000610.SZ)、丽江股份(002033.SZ)、西藏旅游(600749.SH)和云南旅游(002059.SZ)这7家主要旅游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的整体预亏金额至少4.5亿元。这牵涉到组团社、地接社、景区、餐饮、车队等诸多旅游产业链者，他们该如何度过“至暗时刻”？第一财经记者近期对旅游人做了深度实地采访。

情绪过山车

“情绪过山车”原本是即兴喜剧表演中的一个节目，演员会根据现场观众的要求，快速切换情绪，可能上一秒还是兴高采烈，下一秒就陷入了哀伤。

周卫红现在的心情就犹如“情绪过山车”。“我们从今年6月就开始提前准备暑期旅游市场产品，当时摩拳擦掌，信心满满，想着上海封控结束了，跨省游恢复了，应该会很有商机。春秋旅游在7月初启动的首发团就是前往甘肃的，当时很成功。”周卫红对第一财经记者回忆道。

6月22日晚上，还在居家办公的春秋旅游产品经理胥素芳确认，甘肃省甘南州可以正式接待上海游客。于是，她立即和国内部总经理朱慧沟通，定下了7月1日作为首发团，设定了22个名额。6月23日下午3点半，7月1日“九色甘南”的6天5晚跟团游产品上线春秋旅游官网，当天晚上已经销售过半。次日，首发团已经售罄，胥素芳立即增开班次。7月20日前，开15班，做到隔天一班。由于销售情况良好，胥素芳再次决定，7月20日起，每天开设甘南跟团游以及甘南+陇南8天环线游产品。7月1日上午7：30，春秋导游周云飞比游客提前半小时就到了虹桥航站楼T1航站楼，他带领22位上海游客，乘坐春秋航空9C6137航班，前往兰州，开启今年疫情后上海旅游团的首次跨省旅游。这也是自今年上海封控以来，他第一次以导游的身份，进入工作状态，因此，周云飞显得格外激动和兴奋，他所带的这次首发团也是顺利的。

然而，周卫红和她的小伙伴们没兴奋多久，甘肃兰州的疫情开始严重起来，周卫红的“情绪过山车”来了。“我们只能叫停了兰州和相关地区的旅游团，之前预订的所有相关旅游团都退改了。要知道我们在做产品之前要耗费很多时间去实地考察和规划线路，现在疫情一来，都白费了。不仅是兰州，还有北海等地也是疫情时有反复，相关的线路也暂停了，这个旅游旺季好比是‘一盆凉水浇下来’。”周卫红无奈地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作为一个在旅游圈摸爬滚打了27年的“老兵”，周卫红在过往的岁月里经历过很多风浪——非典疫情、日本地震、东南亚海啸、欧洲罢工等，这些都对旅游业产生了影响，但那些影响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最初周卫红以为这次的疫情也会很快过去，却没料到如今疫情已经持续了2年多。这2年多时间里，周卫红既要坚持带领团队不放弃业务，研发新品，又要承受疫情反复所带来的压力，有时候刚做好一个产品开始推广，疫情就把新品给“结束”了。去年的暑期游市场也是没几天功夫就从旺季变成了淡季。

晚上，周卫红有时会睡不着，闭上眼睛，会想到现金流状况，于是时不时要财务人员看一下现金流，虽然组团社对供应商是有账期的，但现在供应商也很困难，也要考虑到别人的难处，所以现金流要维持平衡。后来她开始调整心态，每天看书，从早上开始读英语书，午间看希腊历史等，通过阅读抚慰心灵对周卫红有一定的效果。收拾心情后，周卫红带着团队，继续干活儿，兰州和北海不能去，那么就转向云南、青海这类相对安全的目的地，当然还要结合上海的疫情防控和风险情况来组织游客出行。

抵押房产，缩减人员

老家在山东的张道顺是西美之旅的创始人，如果说春秋旅游是上游组团社，那么西美之旅就是中游地接社，张道顺同时还兼顾旅游批发业务，对接下游住宿、餐厅、景区等业者。

2002年，张道顺就进入了旅游行业，而且起点很高，在一家大型国有旅行社做总经理，之后，张道顺一度转行做过投资和科技产业，2010年5月，张道顺重回旅游业，2011年，他创办了西美之旅，聚焦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地接旅游和批发业务。

“一开始的几年，业务飞速发展，直到2020年疫情开始，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在2020年，已经有一些伙伴离开了旅游行业，当时我还是乐观的，总觉得对比2003年非典，疫情应该很快过去了，却没有想到之后的情况完全出乎预料。我即便是零收入，也要给员工发薪水，还有办公室的房租等，压力很大。”张道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与一般的旅行社不同的是，作为批发商，张道顺的业务结构是有淡旺季配比的。“比如我们要和航空公司做淡旺季配比，3月～5月是淡季，我们就帮助航空公司消化配额销售，这段时间想要赚钱是不可能的，我们都是低价大甩卖，业内叫‘赔钱甩位’。别看有客流，但是绝对亏损。而我们的盈利基本来自于之后的旺季，可以把淡季损失补回来。可惜疫情反复，2021年7月下旬疫情反复了一轮，给了我们沉重的打击，是创办西美之旅以来最大的打击，机票的票损率很高，严重亏损。这使得我只能在2022年重构了自己的队伍，缩减人员。今年的暑期游，甘肃疫情又来了，我的主打业务之一就是甘肃旅游，所以影响也是很明显。”张道顺无奈地说。

和周卫红一样，张道顺也会失眠，有时候凌晨2～3点也睡不着，于是自己走到客厅，刷手机，听音乐来帮助入睡。

与组团社相比，张道顺的地接社和批发商业务兼顾着旅游业上下游产业链者，比如组团社应该支付给他团费，他则应该支付给下游景区、酒店、车队和餐厅费用。但是疫情之下，上游组团社经常欠款，这就导致他也难以支付全款给下游供应商。这类“你欠我，我欠他”的三角债情况，在疫情持续的这几年内是旅游圈十分常见的。

“直到2020年底，我都是尽量付清款项给供应商的，但后来越来越难，可是很多景区都是要现金先行垫付的，所以上游欠我款项，而我为了维护业务关系，经常自己要垫付款项给下游。不瞒你说，我把自己的房产抵押了，做现金流支撑。我甚至一度开始怀疑做旅游还有没有前途？因为旅游必须要发生空间和时间的移动，有社交才可以产生效益，可是疫情是阻断这些消费行为的。但很现实的一点是，我年过50了，不可能再换行业了，而且为了我的员工们，我也一定要支撑下去。”张道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有不少从业20多年甚至30年的老旅游人，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和学习能力去转换赛道了，熬下去或许是唯一的选择。

可能对于张道顺而言，疫情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他有时间可以陪孩子了，以前的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出差，很少看顾孩子。他的两个孩子一个16岁，一个13岁，正是生长发育阶段，孩子们胃口极好，于是张道顺每天在叮咚买菜选购食材，尝试做各种菜肴，希望生活终有一天会重归美好。

进退两难

贺青已经很久没有生意了，他从事沉浸式娱乐项目多年，与全国诸多景区有合作，主要研发景区内实景娱乐，同时还经营剧本杀和密室等连锁项目。然而作为下游的景区，日子并不好过。

“景区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主要是看疫情的情况，我们当然理解防疫安全第一，所以也一直配合。今年以来，我所合作的景区内文娱项目和我自己经营的密室、剧本杀基本很难连贯开业，期间都是开开停停。目前我大部分的密室和剧本杀项目都在上海，全部都是停业状态，而我的员工费用和租金必须支付。非常头疼，我也不知道还可以支撑多久。”贺青苦恼地表示，他现在是进退两难——如果继续经营，那么他需要在近乎零收入的情况下苦苦支撑；如果要结束营业，那他就要与场地业主方提前结束租约，这相当于是他违约，还要支付业主方一笔违约金，这无疑也是不划算的。“我现在可能连退场的资格都没有。”贺青自嘲道。

与贺青从事类似工作的还有汤祚宇，他是上海剧嗨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对于贺青这样进退两难的事情，汤祚宇已经司空见惯。据了解，如果是有6、7个以上连锁项目的剧本杀或密室经营者，每个月租金需要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加上人工费用，着实不菲，如果退租，也面临几十万元的违约赔付。

“我原本是浙江大学新闻系毕业的，但一直没有从事媒体行业，我大学毕业后做过金融、投资，一直到2015年我开始创业，做过互联网装修，也做过区块链。说实话，之前两次创业的失败反而变成了我第三次创业的财富——我的抗压能力变强了。剧嗨主要给景区做故事内容，打造衍生产品，我们和丽江古城、洪崖洞等都有合作，但我们不是只做线下，我们是利用数字化道具与物理空间融合。我们也不是简单地去做密室，现在密室和剧本杀已经竞争太激烈了，而且密室的沉浸式装修成本也不低，加上有些同质化，他们现在的日子的确很难过。疫情对我也有很明显的冲击，我们很多合作的文旅项目肯定有影响，所以我现在尽量从C端转向B端客户和线上，我们开发内容和虚拟技术，为景区合作方在文娱项目打造和管理方面降低60%以上的成本。”汤祚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现在线下体验式文娱不方便，那么就通过虚拟技术做一个数字版本放在线上，客人可以用虚拟展厅玩。

汤祚宇身上也有很大压力，毕竟整个行业受挫，大家的现金流都很紧张，汤祚宇一边在开发线上业务，一边也会失眠和烦躁，但他自言抗击打能力强，而且妻子非常支持他，这让他非常欣慰。

转型多元化

方平从事旅游业已经十几年了，自己也在前些年积攒了一些资金，大概6年前，他和朋友一起合伙做了一家主题旅游企业，刚开始做得不错，而且随着旅游市场的细分，他越来越发现他和朋友当时的决策是对的——主打一个垂直领域。然而，疫情来了，从2020年开始，他支撑了一年左右，终于资金链断裂。

“我们就是一家小企业，根本耗不起，去年已经把前几年赚的钱几乎都赔进去了，我还不是我们公司的大股东，我的朋友损失更大，苦撑了一段时间后，我算了一下，我赔进去上百万元，作为企业而言这不是很大的数字，但对于我个人而言，这可是我多年的心血啊！”陷入困境的方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还有两个孩子，生活压力很大。

“当我去各地考察的时候，看到景区人很少，产业链上的伙伴也是叫苦不迭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时候退出了，因为我不够实力支撑。于是我退出了旅游圈，但是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我的学历和经验都在旅游行业，转行做什么好？我想过去送快递，或者开网约车，只要能赚钱养家都行。后来我去考了保险方面的从业资格证，做了保险业务员，毕竟我自己做导游多年，口才还是有的。”方平现在已经从事保险行业有一段时间了，日子过得还算平稳。

有人走也有人留。

“旅游业现在这么困难，离开其实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说实话，我自己如果想退出，随时随地都可以，而且我的个人经济压力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不想做‘逃兵’，因为我这样一个角色在公司，是需要去鼓励年轻人的。既然留下来，我就要做点事情。我们公司有100多名在编导游，他们如果一直没有活儿干，就拿着2000多元的基本月薪，是难以维系生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发业务，给员工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有收入。于是我们研发了微旅游，即本地景点的短路线项目，其实微旅游几乎没有什么利润，可是这个项目给导游工作的机会。现在本地游和露营升温，我们也投资了一部分营地，希望给导游们创造工作机会。”周卫红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85后周俊是春秋旅游的资深导游，原本在大学里学习外贸物流的他，因为喜欢与人沟通交流而进入了旅游行业，一干就是7年。疫情发生之前，周俊主要带出境游团队，一个月要出国2～3次，一个月内经常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带团，最高峰时一个月连续28天都在带团。

“疫情发生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终于可以放假了。但是长期没有业务，又让我陷入了焦虑。后来我们开始自救转型，比如公司推出的微旅游，让我有了再次带团的机会。甚至我们还在研发电商和视频号等业务。”周俊看起来斯斯文文，坐在第一财经记者对面说道。

目前周俊的主要工作除了带微旅游团，还在做私域流量的宣传工作，拍摄和制作视频号内容，吸引粉丝，挖掘潜力客户。在春秋旅游，企业鼓励导游通过旅游团直播、视频号制作来销售旅游产品，以此增加导游们的收入，看起来有些类似MCN机构的网红商业模式。

“目前视频号还在摸索和开拓阶段，但我有信心尝试。其实疫情期间虽然对业务影响很大，但也不都是坏事，今年上海封控期间，我的儿子出生了，我觉得很幸运，平时很忙，现在让我停下脚步，有时间照顾家人和孩子也不错。”周俊表示。

同样在做多元化转型的还有张道顺。

“公司生意受到影响，我要关掉公司止损是很容易的，但是我的下属怎么办，我有约100名员工，他们要结婚生子、要生活，很多时候我的焦虑不是来自于我亏了多少钱，而是疫情一直不结束，我的员工怎么办？不管有没有生意，直到现在，我给核心员工发的都是70%的薪水。办公室房租和薪水是硬性支出，我保留办公室也是保留一份信心。所以我们的业务一定转型，我想到了旅拍，我带着我的员工学习跨界、新媒体运营，去做旅拍设计，有了旅拍业务，我们就可以聚焦一些定制化项目，获得较高的附加值。我相信疫情总会过去，坚守的旅游人要通过合适自己的方式自救。在我看来，能支撑到2023年的旅游企业都很牛。”张道顺如是说。

（文内贺青、方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