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家药企被罚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剑指药企带金销售！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5日发布《深度关注 | 剑指药企带金销售》一文称，无论是销售费用过高，还是成本、收入上的数据造假，背后都指向医药行业的带金销售模式。这些中间费用转嫁到药价上，是药价虚高的“直接推手”，最终蒙受损失的是国家医保资金和患者。斩断医药腐败链条，遏制医药费用不合理过快增长，是当下的重中之重。

　　4月12日，财政部发布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对19家医药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其中2家为A股上市公司，恒瑞医药更是一度高居医药板块市值榜首。

　　财政部监督评价局二级巡视员刘峰从三方面总结道：“经过检查，摸清了药价虚高的成因，震慑了医药企业带金销售、哄抬物价的违法行为，保障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等重大改革的顺利推进。”

　　“带金销售”，是指医药企业通过给予处方医生、有进药决策权和影响力的人士回扣，以此谋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的不当行为。药企在制定药品投标价格时，这部分商业贿赂“成本”自然会计算在内。

　　此次受罚企业中，上市公司恒瑞医药、步长制药被直接点名，上市公司上海医药旗下4家企业及华润三九、复星医药旗下各1家企业均被通报。此外，全球医药巨头法国赛诺菲、德国默克的下属企业均被处罚，跨国药企礼来公司的下属企业也涉及其中。

　　受罚的19家药企中，共有三家违规金额过亿，依次是华润三九子公司深圳华润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司1.64亿元，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超过1.5亿元，江苏万邦医药营销有限公司1.4亿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九条明文规定：“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任何单位不得以虚假的经济业务事项或者资料进行会计核算。”受罚药企问题基本都出在违反这一规定。

　　文章称，梳理财政部公布的行政处罚情况发现，问题主要集中为以下几类：

　　一是使用虚开发票、票据套取资金体外使用。如北京诚诺美迪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无关人员的机票、发票报销冲账并套取资金，涉及金额91.51万元。通化玉圣药业有限公司以虚假发票列支业务推广费用，涉及金额170万元。

　　二是虚构业务事项套取资金。虚构业务事项集中在学术研讨、经验交流、市场调研、咨询等方面，但往往漏洞百出。如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2018年列支医学领域的学术研讨或经验交流会议费1.49亿元，“参会”相关医生表示会议不真实或未参加会议，涉及金额93.82万元。

　　三是账簿设置不规范等其他会计核算问题。如礼来(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会计核算，未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设置总账、明细账等会计账簿。

　　药企费尽心思利用医药推广公司套取资金，“倒腾”出高额销售推广费用，只为了能塞进医药代理的腰包。如江苏万邦医药营销有限公司2018年支付个人代理商销售推广费用1.4亿元，凭证后附部分发票由与该公司无实质业务往来的第三方公司开具。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咨询费、市场推广费名义向医药推广公司支付资金5122.39万元，再由医药推广公司转付给该公司的代理商。

　　此次药企“查账本”，始于两年前。以康美药业涉嫌财务数据造假，步长制药等龙头药企因销售费用过高遭证监会问询等事件频出为信号，一场来自财税部门的医药行业整顿随之开始。

　　文章称，实际上，医药企业销售费用过高、研发投入不足一直是行业通病，销售费用畸高也是医药行业的“雷区”。

　　文章提到，2019年5月12日，步长制药就曾因此接受上交所问询。年报显示，2018年步长制药销售费用80.36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59%，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中，市场、学术推广费及咨询费74.86亿元，占比超90%。根据回复，步长制药销售费用组成中市场活动费占比近四成。

　　4月1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江西永昌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戴龙勇，涉嫌行贿犯罪，目前接受江西省监委监察调查，已被采取留置措施。3月23日，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昆明天添欣药业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杨守军、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营销一部总监何燕等人因涉及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原副院长马林昆严重违纪违法案，已被留置。

　　文章指出，医药行业卷入行贿案，并不鲜见。一直以来，药品销售商和个别医院领导、医务人员利益牵扯颇深，重销售、轻研发已成为不少药企的痼疾。2020年，某西南知名药企销售费用达37.95亿元，研发费用仅为1.81亿元。此次财政部通报检查结果，“带金销售”便成为一大关键词。

　　数据显示，我国约有八成的药品经过医院渠道卖出。小小一片药，从生产企业到患者，需要历经公立医院药品采购的诸多环节，药企支付给招标机构、医院负责人、医药代表、医生等的费用，最终都会叠加在这片药的售价上。

　　文章指出，无论是销售费用过高，还是成本、收入上的数据造假，背后都指向医药行业的带金销售模式。这些中间费用转嫁到药价上，是药价虚高的“直接推手”，最终蒙受损失的是国家医保资金和患者。

　　文章称，究其深层次原因，专家表示：“一方面是供给端，医药行业同质化竞争太严重，想扩大销量，只能从营销下手，最快的途径便是给予回扣。另一方面是使用端，对医生拿回扣的处罚仍不够严厉，收入结构也成问题。”

　　据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估计，目前中国的医药代表人数约在百万人左右。药品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医药代表作为连接医生、医院和药厂的纽带，对其职业行为的监督既必要、也必须。如果放任其采用种种不正当手段为药品谋求医院“入场券”，则势必违背这一职业的设立初衷。一些抵挡不住诱惑的医务人员为获取丰厚的“定向”回扣，很可能采取多开药、开贵药、开指定药等有悖医德的方式谋利。

　　文章指出，斩断医药腐败链条，遏制医药费用不合理过快增长，是当下的重中之重。